浅谈秦汉时期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蓝图

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和诸多的环境问题，秦汉时代思想界的有识之士基于“天人和谐”的思想底蕴，阐发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生、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可贵的生态保护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大自然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大前提，为人类不断提供着各种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换言之，生态环境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而且越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态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就会越强。生态史影响社会史的进程，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界。而且，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这种影响和改变就会越大。有时人类的活动甚至可以强烈地改变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状态，进而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

简言之，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影响改造着自然环境，人们似乎总是力图“征服”自然，要做自然的主人；另一方面，大自然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过程。要想使人类与大自然保持良性互动的态势，就必须使二者保持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

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频发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秦汉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成果。在古人的思想语境中，并无“生态”一词，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集中表现为对“天人”关系的一种系统思考。当然，这个“天”，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不仅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也带有很多的“神秘性”和“超越性”，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秦汉时代，人们相信，“和谐”是自然界最美好的画卷，人类应尊重并敬畏自然界自身的和谐状态，并努力营造天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天人相副”、“人参天地”等思想集中体现了时人对人与自然内在和谐状态的向往和追求。“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命题。从先秦至明清，“天人合一”是大多数哲学家都在努力宣扬和体认的一个基本理念，在这一哲学语境之下，“天”与“人”不是对立矛盾的，而是和谐统一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成为我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很早，张岱年先生认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可以直接上溯到古老的“神人”合一观念。无路如何，这种观念萌芽很早，但它的丰富与发展则主要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尤其是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里的“天人一也”、“天人合而为一”，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天人合一”的等价命题，对汉代及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人合而为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大体包括“天人相副”、“天人感应”、“人参天地”等三个递进的思想命题。天人相副是基本出发点，也是董仲舒整个天人观构架的理论基础，“天人感应”是其主体和核心，“人参天地”则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最终准则和规范。

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的“本”，人的“根”，就像人的曾祖父一样。这是人“类天”、“副天”的根本原因。人就是天的副本。比如人的身体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个，这是“副”一年的天数；大骨节十二个，这是“副”一年中的月份数；人有“五脏”，这是“副”五行；人有四肢，这是“副”春夏秋冬四季。人的眼睛有时睁开有时闭上，这是“副”昼夜的更替，人的性格有时刚强有时柔弱，这是“副”冬冷夏暖，人的情绪有时快乐有时悲哀，这是“副”阴阳。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不仅人的身体构造、情绪性格变化与天“相副”，甚至人的血气、好恶甚至德行也是这样。这种简单机械比附的方法是不对的。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含有突出的神秘色彩，且其思想具有一定的负面性，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拨开其思想体系表面的神秘面纱，试着换一种角度来看待问题，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董仲舒强调“人副天数”，其目的固然是为自己“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政治学说提供强大的“理论”依据，但这里面同时也包含了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和向往。

两汉时期的医学著作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旨趣更是一以贯之。成书于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认为：不仅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人体还与天地相参、日月相应，人与天也是一个整体。比如，人体的健康就与“天”的运行节律息息相关：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如果四时轮回秩序正常，“岁和”，“少贼风”，人体就会保持一种相对安康的状态，反之，如果四季气候变化异常，“寒温不和”，则人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月圆月亏，潮涨潮落，都会对人体生理健康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每当月圆之时，海水西盛，人体也相应地气血充足、肌肉结实、皮肤紧致、毛发坚韧、腠理闭合。这时，人的抵抗力比较强，即使遇到“贼风”侵入人体，也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

而到了月亏之时，海水东盛，人体气血也随之转虚，肌肉消减、皮肤松弛、腠理开泄、毛发易残。这时，如果，一旦遭到“贼风“侵袭，邪气就会迅速深入肌体，发病也会很急。基于此，《皇帝内经》还提出了“因天时而调血气”的理疗原则和“顺四时而适寒暑”的养生原则。这样的思想在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的著作中也有明确的表达。中医学这种“整体论”的病理分析及治疗方法，是我国传统中医学的精髓之一，也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副”思想在中医学上的具体体现。

既然天创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生理、心理、情感甚至道德都与天相副。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人之间则必然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和谐也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蓝图之基本底色。《春秋繁露·王道》篇谈到，“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时候，没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民以仁爱，尊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使民有度，不夺民时，让老百姓能够安心进行农业生产。

老百姓家给人足，安居乐业，没有怨恨之情，社会上也就没有妒忌他人、诽谤中伤残害良善的坏人。老百姓“修德而美好”，不羡慕富贵，而以作恶为耻，绝不会做坏事，非常质朴善良。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天下的诸侯也纷纷前来朝贡。这是讲人间秩序的和谐。同时，在“五帝三王”的开明治理之下，自然界也呈现出一派美好和谐的景象：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

可以看出，董仲舒对远古“五帝三王”盛世的描绘，正是自己心中理想国的写照。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更是直接将自然界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纳入儒家“王道”理想范畴。

儒家“王道”之治是董仲舒政治理想的终极目标。仁政爱民、使民以时，道德教化等基本理念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但除去这些儒家“王道”理想的惯用表达范式，我们发现董仲舒的理想社会架构比先秦儒家的设想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大同”。不难发现，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中，主要谈的还是“人”的问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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