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谐,尚中道以中为度,中既是和

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和同之辨”。西周末年，史伯认为：有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合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及弃矣”。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不同事物相配合面达到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史伯对“和”与“同”的区分，说明对矛盾的同一性已有一定的认识，解说生动而又深刻。

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将其运用于君臣关系强调君在处理政务上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可否相济便是“和”。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货”。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表现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

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容纳不同意见。

《易传》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的主张，便是重和去同思想的体现。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等等。中国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在民族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素以礼仪道德平等待人，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

汉代司马相如受武帝之命“通西南夷”,招抚少数民族，便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为指导思想。使汉王朝将不同的民族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在治国之道方面，兼容天下的胸怀表现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便是典型的理论提炼。事实证明，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易传》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它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境界。

宋代哲学家张载在主张：“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隆、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张载认为，“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这种和谐是蕴涵着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消长、转化过程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正是这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所谓的“人和”是指人民之间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君臣、父子等伦常关系，也包括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民有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在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同时，不主张向外扩张，用武力去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尚书·尧典》赞颂古代圣王的德时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素百姓；直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就是儒家通过道德教化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易传》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正是表述了儒家的和平理想及其实现的途径。

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儒家认为，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是最高的理想追求，要实现“和”的理想，其根本的途径，在于保持“中”道。“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此外，“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

孔子用“持中”的办法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手段。在他看来，无过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便是实现“和”的途径。《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原则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度，强调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总的说来，以中为度，中即是和，是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而历代思想家都认同这种观念。

继承并实践这种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上看，先秦两汉儒家的中和理论，是以“中庸”观念为理论基础，以“礼”为标准，以对统一体的保持、对竞争观念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久远的中庸之道，虽然也包涵有不偏不倚、允当适度的持中之间，但它力图使对立双方所达成的统平衡经久不流，永远不超越“中”的度，这就成为一种阻碍事物变化的保守理论。

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中国古代的中和理论还强调要以“礼”为标准，所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便成为强调礼”对“和”的制约和指导作用。这种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抽掉了事物相异、相悖以至相争的基础。因此，这是一种贵和需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是论不过“中”、变不出“礼”的封闭保守式的和谐。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贵和尚中为基本精神的儒家和谐理论，始于动乱迭起的时代，其实质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价值取向，也与“争于气力”的时代大相径庭。然而，它表现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守成的一面，在时代风云由雷电交加转为天清气朗之后，便凸现出了自己的重要价值。因此，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常轨，儒家这种贵和尚中的思想，正好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会的伦理情感的需要，从而成为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

贵和尚中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它的积极作用还是主导方面。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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