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木兰是大同人根据不足西部文明播报

花木兰应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文学形象，公众对于花木兰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北朝民歌《木兰辞》。然而，大同北魏明堂遗址的发现和确认，使得有人简单附会“回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诗句，加之可汗、黑山、燕山、黄河等官职名和地名也与大同有较大的关联度，因而认为“木兰是大同人”。我对此不认同。

年9月，因工作关系，我有幸陪同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靳生禾、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谢鸿喜两位资深老教授，对我市尚未被确认和加以保护的“六郎城”“左云辽墓”、王昭君出塞必经地“红砂岩口”、长城附属设施“唐亭障”等古迹以及有争议的花木兰出生地，进行实地勘察和初步论证，又一次接触到木兰话题。

靳生禾可是不简单的人物，他退休后20多年坚持实地考察，苦心钻研，共完成9部学术专著、65篇学术论文、32篇杂文；先后发现了东周古雁门关遗址、高平战国长平之战遗址、黎城台壁之战遗址、稷山玉壁之战遗址等，被《人民日报》、香港《天天日报》、美国《世界日报》、韩国《东方日报》等媒体先后报道，因而被誉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第一人”。我们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结下了深厚情谊，考察结束后，我们还保持着联系。5年后我在媒体上注意到，他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翻开当时的笔记本，“回放”在新荣区招待所由我主持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往事记忆犹新。一位专家说，依据《木兰辞》里“天子坐明堂”（当时大同尚未正式确定北魏皇都明堂遗址）、花木兰姓氏、当地喜庆必杀猪宰羊和女性“贴花黄”等民风民俗、这里距离清水河县和托克托县境内的黄河也不远、距离呼和浩特市东南的黑山骑马大约两天的路程等因素，推测我们实地考察过的新荣区郭家窑乡穆家坪村，应该是花木兰故乡。木兰后来随全家迁徙到西南面百十里外的右玉县威远镇花家寺村。这确实存在的两个村名，恰巧与“花木兰”中的“花”相同、“木”谐音，但我没有盲目认同。

看来这个“公案”和谜团只能由靳生禾教授拍板定砣了。名家究竟不一般，他慢条斯理而又委婉地说：经实地查看，穆家坪和花家寺村两村都无任何实物佐证，所以需继续查阅典籍和寻找实物证据“小心求证”，弄清花木兰究竟是一个文学形象还是一个历史人物，以免卷入纷争名人故里之中，如果真的确认花木兰哪怕是云冈周边的武州塞人，那将是史学界的一个巨大突破，会给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一个巨大看点。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心里豁然开朗，花木兰其实就是北朝时期一个寄托着美好希冀的古代平民少女传奇文学形象而已。大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拉锯地带，在连年征战的岁月，发生一起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事件并不稀奇。可贵的是当时的文学家、诗人有一双慧眼，巧妙地发现和抓住这一典型事件，加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描绘渲染，成就了《木兰辞》，流芳后世。这里所谓的“大事”，就是大的历史背景，如北魏对柔然的战争等。至于木兰其人，可能史有其人，也可能是杜撰。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突出其年轻女性身份，在其身上附着了诸多良好品质，让她成为巾帼英雄。至于木兰的具象，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模样，而我对木兰的形象定位，依然是48年前那个在一起劳动的女知青。

年初我从公社农中毕业回村劳动，不久，村里来了一位长得非常俊俏的女知青，小名叫“木兰”。她干活儿朴实，为人谦和善良，机敏活泼，和我们一样锄谷子、掰玉米、拾山药、甚至翻粪堆、夜战蕱谷穗，一样在春天的黄风里不戴口罩“吃”黄土。不同的是，在大风中，围在她脖子上那块粉红色纱巾飘来飘去，分外显眼，引得小伙子们不住地偷看，收工后有事没事总想到她单独住的宿舍去请教知识或吹口琴、聊天。后来因为她一个人单独在一个偏远的山梁小村，公社“知青办”怕出什么意外，便被统一集中到山下的一个平川村子和几个女知青一起在农场饲养小鸡。年3月，我考上大学走后，听说她还没回城。再后来，听说她虽然回城了，但工作不甚理想，便到外地闯荡去了。所以，现在每当听人说起或从报刊上看到“木兰”二字，我就立刻从脑海里翻出这位当年的女知青。

我认为打造“木兰文化”要超越地域之争。木兰文化是值得弘扬的中华优秀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但不单单是地域性文化。大同要有清醒的认识，千万不可排他性地和舍我其谁般的独占“木兰”资源，张家口、朔州、忻州以至再远一点的河南商丘市虞城县、安徽亳州市、湖北省黄陂县、陕西延安南万乡花塬村等地，也都有各自充分的理由，打造“木兰文化”，使其成为自己的城市或地域文化新名片。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迄今为止，哪个地方也没有发现木兰其人在史学和考古意义上的真凭实据，大家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木兰辞》的传说，比附、解读和逻辑推断而得出某种“结论”。所以，今天各地打造“木兰文化”或“穆桂英文化”，靠的都不是史学依据，而是文学依据，惟其如此，才需要人为“打造”。而能否“打造”成功，就看各自的创意、具体运作和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了。

打造“木兰文化”的出发点就是传承“木兰”身上具有的忠孝、信义、勤劳、智慧、善德、英勇、无私等传统美德，全面提升妇女素质。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凡女皆可为“木兰”。木兰文化应该是分层次的，从直观经验说，我所熟识并给我留下美好直接和间接印象的各个时期的年轻女性，无不是具有质朴善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孝敬父母等基本内涵的主儿，这应该是“木兰”形象的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其实我们的祖先就已大体上具备了，非如此中华民族不会生生不息、发愤图强到今天。不过，在这个层次里，一定要努力克服甚或剔除、淘汰自私、刁钻、尖滑、懒惰等不良个人品质，因为它是制约妇女进步和女解放进程的思想精神障碍。第二个层次便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性格沉着，知书达理或叫做通情达理。这一点很重要，应是今天提高妇女整体素质、求得妇女深层次解放的一个要义，是做一个好学生、好职工、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进而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的必备条件。

若把木兰文化上升到社会政治层面，则是信念坚定、无私无畏、坚强勇敢、大义凛然等高尚品质，比如革命英烈秋瑾、向警予、江竹筠（江姐）、赵一曼以及战斗在海南岛上的“红色娘子军”和“八女投江”等群英，她们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而英勇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其中刘胡兰15岁、尹林芝16岁、华侨李林25岁、刑场上的婚礼的女主人翁陈铁军24岁、杨开慧29岁，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在书籍中读到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在舞台上、银屏上看到她们坚贞不屈的形象时，我便肃然起敬，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同时也时常为此而惭愧我等“五尺男儿”之渺小不及。当然，这一层面在今天则更多地表现为为了祖国的强盛而奋斗不息的新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一代女飞行员群英、第一个女将军李贞、航天英雄刘洋、“最美奋斗者”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屠呦呦和飒爽英姿的祖国女排等。其实，各行各业经过评选出来的“三八红旗手”等先进妇女，都是“花木兰”式的英雄，“花木兰”是所有优秀女性的代名词。木兰文化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人、某一群体，而是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号性形象，并于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说到底，大同打造木兰文化，并不是因为“木兰”是大同人，而是因为木兰文化符合今天广大妇女的高尚追求，符合妇女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与大同的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军旅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较为贴近。打造木兰文化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也不是大同一地所能完成的。大同可以利用高山镇（古代的武州塞）、“长城人家”、民情民俗文化村为载体，联络内蒙古清河县和托克托县的“黄河人家”、呼和浩特东南的黑山某村落，串联起一条“木兰从军路线”。如果有可能，还可以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在杭爱山（即《木兰辞》里的燕山）设立一个点。如果政府牵头，同时动员民间力量，在大同本地建立一个“木兰文化园”，近期内作为起步是必需的，但从长远看，还得走出去。

作者/来源：纳兰东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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