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7讲稿黑暗桃花源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我坐在第一排，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眼睛看着窗外。那一天天色灰暗，空气里布满了水汽。”

这是王小波先生《白银时代》的开头，这也是一个谜。而王小波设置的小说时间是年。

“希腊神话里说，白银时代的人蒙神恩宠，终身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灵都像儿童。死掉以后，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

此时，是年的倒计时，天色灰暗，雾霾遮住了天空，行人无声快速地行走，车流像洪水一样涌向未知的地方。孩子们都安静地缩在玻璃窗内。我蓦然发现，我已经活在某种过去描述过的乌托邦之中。

这个世界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每一个当下的实存空间，都是过去的梦想或梦魇，是某人某时某地的乌托邦。以下是我的讲稿：

黑暗桃花源，黑白乌托邦中叙事中的怕与爱。

一、黑白乌托邦：互为镜像的存在

乌托邦，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其构建者通过丰富可感细节想象，展现一定的时空定位，其性质可能是美好之地，我称之为白乌托邦；也有可能是灾难之渊，我称之为黑乌托邦；也可能介乎二者之间，困境与希望并存，可以叫“灰乌托邦”。

作为一种文类的乌托邦(Utopia)是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创造出来的,源自两个希腊词,Eutopia意指“好的地方”,另一个词是Outopia,意指“没有的地方”、“乌有之乡”。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将“美好之地”称为“乌托邦”(Utopia)或者“优托邦”(Eutopia),而将它的反面,对乌托邦冲动持否定态度或者针对某部乌托邦作品的讽刺之作称为“反乌托邦”、“敌托邦”(Anti-utopia)（Distopia）。

摩尔营造了一个很完整的乌托邦模型：

1、一个边缘的空间：新月状的岛屿，与世隔绝，四周布满暗礁、

2.向善的宗教：它源于犹太和基督教的伊甸园叙事，并且由“密特拉”教士和教堂作为精神核心，把“对上帝的爱与敬”视为精神核心；3.平均制度：民主选举，有限的权力、公正守法，公共食堂，全民所有，按需分配，平均享有、公共福利、4.伦理的规训：德性，幸福感、对金钱的鄙视，寻求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严厉禁绝妓院和饮酒、赌博、屠宰业，和秘密集会，由此产生惩戒系统，它试图以劳役代替死刑，罪犯的辨认标记是被削去耳垂的有残耳朵。

5、纯粹原始的生活方式：严格的作息时间表，用以控制劳动、休息和闲暇时间的长度与比例；

值得一提的是，摩尔爵士在现实生活中是殉于他的理想和自由。他因为反对亨利八世，被关进了伦敦塔，头被悬在伦敦桥上示众。这是乌托邦之父的命运。

早期乌托邦文学的想象世界往往寄托在一个特别的空间之内。这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有关,文学描写中的乌托邦世界常常在远离欧洲文明的某个新大陆或者岛屿上,在未被欧洲文明污染的地方,人们保持着淳朴的天性。

西方的乌托邦叙事产生了一些经典的概念，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尖刻地指出，其实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斯巴达和它的立法者莱库格斯），康佩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我们熟悉的《彼得.潘》“永无岛”等等。

在东方，乌托邦同样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从老子的寡民小国，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更为具体和细致的描述，存在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最为人熟稔的段落，也是一个文学家关于乌托邦的又一次想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在莫尔的《乌托邦》之前。

它从此理想主义者们的一个慰藉和寄托，高尚之士们“欣然规往”，说明桃花源的美好属性；但陶渊明也暗示人们桃花源只能做一个精神地标而存在，人可以走向桃花源，却永远走不到。“寻向所志，……不复得路”。

19世纪中叶,人们对于空间的探索已经到了一定界限，乌托邦蓝图再也无法在地理上远离我们的生活,因而转入时间的流转上，“面向未来”(也包括“面向过去”)成了必然的选择。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通览西方乌托邦著述后，开始了自己的乌托邦叙事。康有为《大同书》（），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本土乌托邦文本。作者在开头历数中国人所经历的重重痛苦，追溯尘世痛苦的根源后，提出几大改造原则，它们包括：去国界以合并人类世界，去级界以令社会达成平等，去种界以令种族平等，去形界以实现男女平权，去家界而以公共服务代替，去产界以废除私产和商业竞争，去乱界而以大同政府管理，去类界而爱万物众生，最终，去苦界以达成“极乐”目标。耐人寻味的是，当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惊讶于大同世界的光辉时，康有为叫停这个“大同方案”，而是试图以“戊戌变法”来改造当时的“据乱世”，求“升平世”，逐步过渡，以防“陷天下于洪水猛兽”之中。

传统的乌托邦思想包含着悖论性质:进步是由对“完美”的追求发动起来的,然而,抵达某种“完美境界”则意味着“死亡”或者停滞不前。故而,在当代乌托邦中,“更好的”取代了“完美的”,着眼于变革社会的实践意义,创作的目标是构想一个高度动态、持续发展的替代性世界,“完美性”不再是乌托邦的必备要素,许多作品甚至突破了白乌托邦与黑乌托邦的界限,以便避免陷入这个古老的思维陷阱。

《红楼梦》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描绘双重乌托邦的天才之作。大观园内是奠基在女儿的“清、情、真”青春世界，而这个世界又不断受到外部的入侵和挤压，内部的时间法则和欲望法则也是大观园乌托邦毁灭的根源。“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太虚幻境”也罢，大观园也罢，作者让它们隐匿消失于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其实，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作者借黛玉之口，道出了乌托邦的存在方式：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作家王尔德在文化批评集《谎言的衰落》中说过：“一幅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根本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遗漏了一个国度，而人类总在那里登陆。当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四处眺望，又看到一个更好的国度，于是再次起航。所谓进步，就是去实现乌托邦。”

当现实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回到非乌托邦的社会。

二、反乌托邦叙事何以在20世纪之后盛行？

19世纪堪称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当乌托邦小说对于美好未来的幻象穷尽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开始走向它的反转镜像。20世纪初期的文学世界则主要为反乌托邦的愁云惨雾所笼罩。最负盛名的是《美丽新世界》、《》《我们》，成为“反乌托邦三部曲”。

《我们》

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E.zamiztin）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We）。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所有的人都没有姓名只有代号。主角D-本来“纯洁”之至，衷心讴歌赞美服从这个社会，不料遇到绝世美女I-，坠入爱河之后，人性苏醒，开始叛逆，却不知美女另有秘密计划……作品在前苏联被禁止出版，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日瓦戈医生》

当众人都在陷入营造乌托邦的革命狂欢中时，日瓦戈医生发现理智和改良在这个国度已经成为多余，他开始逃往令瓦雷诺——这正是俄罗斯古典知识分子社会理想和精神的另一个乌托邦，是他们最后的存在之家园。在那里，他与他的情人（娜拉）一起，在那里过着一种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美丽新世界》

年，赫胥黎（A.Huxley）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在这个已经完成了全球化的世界里，其格言是“社会、身份、稳定”。人类告别了“可耻的”胎生阶段，可以被批量克隆生产，生产时他们就被分成等级（用希腊字母表示）。每个人都从小被灌输必要的教条，比如“如今人人都快乐”、“进步就是美好”等等，以及对下层等级的鄙视。

在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就是生活得舒适快乐（我们现在不也是这样吗？），这一切从婴儿诞生之前就科学地“设定”好了，而且通过睡眠、电击等疗法，人们从小就被规训成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厌恶书籍、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的物种。

健康、富足、青春以及被鼓励的狂放性爱，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华氏》

《华氏》是当代科幻小说大师雷·布拉德伯里最经典代表作之一。《华氏》故事主人公盖伊·蒙泰戈是一名消防队员，不过他的工作是焚烧违禁书籍。这个极乐世界里，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三面电视墙，睡觉时也要带着耳塞收听节目，电视和媒体按时按点的广播让人感到轻松和愉悦。

为了维持这个快乐的世界，人们被明令禁止读书和思考，消防员的职责也不再是灭火，而是发现藏书并焚毁它们。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17岁的女孩，通过这个女孩，他认识到，主动的哭泣比被动的快乐更幸福……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都有惊人的记忆力，看完就把书烧掉，然后把内容记在心里。他们“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像是跑完了一段长路，经过漫长的寻觅，见过美好的事物被焚毁，如今已垂垂老矣，聚在一起等待曲终人散，灯干油尽。

他们并不肯定自己脑中所记载的一切，能使未来每一个日出发出更纯净的光辉，他们对此并无把握。但他们确知，那些书储存在他们平静的眼眸之后，完好无缺地等待着将来某一天，那些手指干净或肮脏的读者再来翻动。”

每然而，在这样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有位曾经尽责尽职的消防员却受到了“毒瘤”思想的启蒙，开始私藏本应销毁的书，华氏度，这是纸张燃烧的温度临界值。虽然纸张终有燃烧殆尽之际，但那残留的灰烬总在等风来。《一九八四》

年，乔治·奥威尔（G.Orwell）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他对未来可能的技术专制社会的恐惧和忧虑，“一九八四”不过是他随手将写作时的年份后两位数字颠倒而成，并无深意，但是真到了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是老大哥的时代，双重真理的时代，齐物的时代。

村上春树则写了一部《1Q84》致敬奥威尔。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集权老大哥被一种无形的“小小人”所取代，它们更为隐秘，难以察觉。人们的困境不只是外部的挤压，监视，更难对付是，是感官的退化和内心的虚无。

“我已经厌倦了嫌恶别人、憎恨别人的生活，厌倦了无法爱任何人的生活。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哪怕是一个。最重要的是，我甚至连自己都爱不起来。为什么不能爱自己呢？是因为无法爱别人。一个人需要爱某个人，并且被某个人所爱，通过这些来学习爱自己的方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会爱别人的人，不可能正确地爱自己。”

《寂静之城》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网管和电子监控设备甄别着每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条信息。政府每天发布“非法词汇列表”，任何人不得使用里面的词汇，而到了某一天，“非法词汇列表”变成了“安全词汇列表”，人们只能使用里面的词汇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列表越来越短，直到变为空白。那天，整座城市陷入了沉寂，只剩下黑压压的人群游离在这无垠的静默里。

“这场战争的代价就是语言的失落，表达能力会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淡而无味，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沉默。”

综合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身处的世界，究竟被谁不幸言中？是奥威尔的老大哥、铁幕？是欲望和情感的管制？是欲望满足后无边的虚无、感官的退化？还是自由意志本身的带来的痛苦？我们到底是惧怕那些恐怖的不确定因素，还是惧怕自己无比热爱的一切？

在反乌托邦叙事中，人们到底恐惧什么？

集权乌托邦：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F·荷尔德林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野蛮的一页。两次世界大战，30多个国家卷入了战争，多万人死亡，随后又是漫长的核威胁、冷战和铁幕，如今则是局部冲突，恐怖袭击。这些是以往任何世纪都没有经历过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犹太哲学家阿多诺如是说。人性的堕落已经展现无遗，而乌托邦的存在根源遭到了摧毁。“未来会更好吗？”这是反乌托邦文学中无解之问。

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憷有计划的暴行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和心理上还不是成年人。达到一定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这种程度的无知和记忆缺失。桑塔格《旁观他人之痛苦》

对于过去或者正在发生的极端处境，人们把它作为了反乌托邦的题材，好比巫师召唤那些隐蔽而沉默的幽灵，让他们发声，从而破解人们心中的恐惧。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

技术乌托邦

文明的断裂，科技的异化。

机器工业割裂文明。飞速发展的机器工业对传统的摒弃和遮盖，过于迅猛的发展速度对人类文明的消融和吞噬。感官的封闭。

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机制、现代性的反思性)推动了现代性的全球化的形成,这种全球性特征能够衍生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贫困、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和破坏、对民主权利的否定、大规模战争的威胁等风险。全球性风险意味着“他人的终结，田园牧歌的永久消失。人失去了主体性。人何以为人？

娱乐乌托邦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灭欲乌托邦

福柯曾经哀叹理性的自负，会导致可怕的结局:“人类必然疯癫到一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而欲望，作为非理性的存在，却是生命的原动力。消除欲望，就消除了焦虑，而这个天堂无论如何是地狱的景象。

匮乏乌托邦

人类突然被抛入了一个大爆炸的情景：回望四百年来，人类所消耗的资源总和，超过过去地球上四百万年所消耗的资源。整个轰轰烈烈运转的技术世界是建立在脆弱的资源供给链上的。地球资源的过度攫取和匮乏，环境的恶化，这是现实的不安的困扰，人们担心，明天的世界会好吗？

三、救赎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反乌托邦叙事的最后，都会出现一个女性（永恒之女性），她带着曾经无知无觉的男主人公（通常是一个弱小的，普通的、边缘的小人物），冲出黑色乌托邦，去找寻自由，哪怕痛苦的自由。

这无疑是“失乐园”的又一个轮回。亚当在夏娃的劝说下，舍弃极乐，追逐痛苦，走出伊甸园。而性爱作为原欲的超级能量，作为这场出走的重头戏，也以各种变式在反乌托邦叙事中得到复现。成为希望寄托所在。

也许是一种思维惯性：当我们面对极端状况无力解决时，我们想起那些陈词滥调的大词：身份认同、意志选择、力量、知识、爱情、共识、责任、集体记忆。这些概念以全新的身份在反乌托邦叙事中得到再次永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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